环保部原司长收受贿赂240万获刑6年

在现行法治体系之下，通过国家立法机关之外的其他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村委会的参与路径予以明确，是本阶段所倚重的一种法治优化进路。

第三个全，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是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系统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这为备案审查工作提供了结构性、动态性的工作理念。专题调研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工作，推动地方普遍建立听取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度，支持地方建设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为了更好监督宪法法律实施，体现出备案审查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密切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提高人大工作整体实效发挥着制度载体功能。

首先，备案审查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如2022年常委会工作报告介绍，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集中清理长江保护、行政处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3个方面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重点地开展专项审查，共推动制定机关修改、废止法规和司法解释1069件。第二个全，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挥着更全面、更充分的作用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履新总书记伊始，发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其次，备案审查工作坚持拓宽人民利益表达渠道，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报告中介绍，研究处理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6339件，日均超过17件。对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介绍，报告动用11个数字，较之2021年、2020年常委会工作报告分别使用了6个和4个数字，又有激增。备案审查在20世纪90年代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成为常任议题以来，从2018年以来的五次人大会议听取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基本上都站稳高词频的热点议题，词频数分别为：6次、2次、7次、7次、5次，平均每份报告中出现5.4次。

摘要:  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如何通过提高质量、增强实效，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充分地发挥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的支点型功能，正成为观察这项工作新特点、新轨迹的新视点。用数字说话，已成为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叙述风格，并在2022年报告中进一步加强。例如，伊普森教授认为，信赖保护为何需要取决于原有授益给付是否被实际使用，其原因是不清楚的。

李春燕教授曾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应贯穿于行政权运行的全过程，并形成相互衔接的运行机制。卡纳里斯教授在论述信赖构成要件时，曾将因果关系认定为五大构成要件中的第四要件。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概言之，上述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成文规范，系着眼于意思表示的发出过程来设定法律制度。

二、研究范围的限定 信赖保护原则中的所谓信赖，常用的表述方式有正当信赖、具有保护价值的信赖、值得保护的信赖等。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认可，仿佛顺理成章，甚至自不待言。

就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而言，需要个人作出相应的信赖表现行为之后，信赖利益才得以客观化为值得保护的利益。德国行政法通常以行政活动这一广义概念来统摄行政机关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相对于抽象立法关系而言，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形成的利益权衡中，权衡基点之一为受益人对于原授益决定所形成的存续利益。具体而言，在授益行为的范围之内，信赖基础应被限定为违法授益行为。

也就是说，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可以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得到保护，无需另行求助于信赖保护原则。例如，2015年颁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应保护各方信赖利益。从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规范构造来看，尽管未予明示，但从实质上而言已形成有关信赖基础的偏离的规定。例如，在寡妇抚恤金案中，授益行为之所以违法，系出于对受益人基于地域所具有的资格判断错误，因此属于当事人资格错误。

信赖保护原则在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其适用于不同领域时所体现出来的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信赖保护原则在其他领域的适用并未实现类似转变。

对此显著区别，已有人作出阐述。实际上不仅《行政许可法》，其他规范中即便已经对于信赖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亦未见得可以真正体现该原则的适用。

正是在此意义上，毛雷尔教授才认为：由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才使得公民不再仅仅是作为国家活动的客体，而是成为了其权利必须受到认真对待的主体。整体而言，尽管单独就信赖基础的偏离这一适用要件来看，我国行政许可法业已形成相关规定。上述试拟条文分别来自于两部不同的法律草案，相互之间形成了基本相同的规范构造。然而，从该原则的实际运行方式和实质意义来看，其毋宁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容易引发误解的学理构造。亦有学者称之为已作为的信赖、通过某种方式予以展示的信赖等。然而，由于试拟条文毕竟并未真正转化为法律条文，因此，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违法授益行为构成信赖基础。

因此在公法范畴之内，笼统而言，信赖基础可以是国家作出的任何行为与意思表示。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界通常作出的阐述中，第三要件的具体内容似乎有所不同。

例如，霍夫曼教授将信赖保护原则阐述为：法律关系中的任一位参与者，如果其使得另一位参与者信赖其将作出特定行为或处于特定状况的话，则在该信赖值得保护的程度上，其必须作出相应程度的行为。[67] Peine,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0. Aufl., 2011,§12 Rn. 940, S. 229. [68] Sachs, in:Stelkens/Bonk/Sachs (Hrsg.),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9. Aufl., 2018,§48 Rn. 144., S. 1854. [69] Maurer, Kontinuitaetsgewaehr und Vertrauensschutz, in: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V, 3. Aufl., 2006,§79 Rn. 38, S. 414. [70]王贵松：《依法行政原则对信赖利益的保护——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分析》，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1期，第172页。

然而，在违法授益行为作出之后，直至后续被撤销之前，受益人亦有可能会基于对该行为合法存续的信赖，进而形成值得特别保护的信赖利益。然而，在此应当看到的是，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并非仅就具体行政法律关系而言。

[7] BVerwG:Vertrauensschutz (NJW 1960, 692, 693). [8] Kisker, Vertrauensschutz im Verwaltungsrecht, in:VVDStRL 32 (1974), S. 151. [9]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行政法体系及其建构》，刘飞译，刘兆兴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5期，第154—155页。本文限于研究目的，仅就具体行政行为这一适用对象来阐述信赖保护原则。然而，从我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条文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由于这种冲突涉及重要利益，因此在学理上亦符合所谓重要性理论，即其属于应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成文规范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

只有不利于受益人的改变，才需要考虑其原本形成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问题。赵宏：《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4页。

例如，陈振宇法官认为，《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与德国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原因之一即在于其不要求具备信赖表现。对此，行政法学论著亦多有阐述，本文不再赘述，仅提供两点相关的学理判断：其一，就事实构成的认定而言，负面列举的排除实际上亦可被列入前述信赖表现的适用要件之中。

也就是说，在其他成文规范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领域，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方式未见得同于《行政程序法》中的规定。在通常的法律状况之下，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不会形成如此冲突。

学界亦常将之整体上称为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模式与信赖保护的结构要素。也就是说，只要民事法律行为在结果上构成重大误解，即应由过错方依据《民法典》第157条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相比较而言，其他国家与地区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的权衡方式。如果处置行为明显逾越了合理边界，亦可能无法构成信赖表现。

（2）出于对信赖基础的信任，受益人作出值得保护的行为，即信赖行为。与德国《行政程序法》相比，我国行政许可法中是否为该原则的适用设定类似适用要件、是否已形成类似规范结构的问题，就成为值得研讨的基础性问题。

德国学界之所以在此并无争议，是因为通说认为撤销负担行为或减轻负担行为均构成授益行为。基于该原则在德国行政法中适用于违法授益行为的具体方式，可以将其适用要件归纳为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基础的偏离、利益权衡四项，统称为四适用要件审查体系。

尽管如此，我国多数学者对此并未予以关注。总体来看，这就是学界论述信赖保护原则常采用的所谓三阶段适用要件，亦称之为三要件审查体系、三阶段审查步骤、内在结构要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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